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1951年)“五反”(1952年)运动是1951年至1952年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的两场以“反腐败”、“反贪污”等为名义的政治运动。[1][2][3] 运动期间较为著名的口号包括“打老虎”、“打苍蝇”等。[1][2][3][4]
“三反运动”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内部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级部门,其目的在于通过肃清和惩戒一切贪污腐败分子的办法,消除中共取得政权后干部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和权力寻租,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迅速瓦解、失败的覆辙。[5][6][7]
“五反运动”则是因为三反运动在进行中,寻找贪污腐化根源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将矛头指向了促使众多干部腐化的私人工商业阶层,其中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认为,私人工商业者对干部行贿,骗取国家财产,于是需要在工商界开展整肃运动。[6][7]这场运动在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主要进行。
三反五反运动对上海、天津、重庆等地区的经济状况造成了一定冲击,也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有许多资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杀,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走向消亡。[2][8][9] 仅在上海一地,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8][9] 邓小平等人发现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并致电中共中央;最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2][10][11][12][13]
运动定义[编辑]
“三反”运动[编辑]
“三反”为:
- 反贪污
- 反浪费
- 反官僚主义[14]
“五反”运动[编辑]
“五反”为:
- 反行贿
- 反偷税漏税
- 反偷工减料
- 反盗骗国家财产
-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历史发展[编辑]
“三反”运动始于1951年末的东北地区,其主要目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中国国民党党员及无党派官员。[15]“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其主要目标为国内的资产阶级。[15]
“三反运动”开始后,各地『奸商』行贿、逃税、勾结腐蚀共产党干部的信息开始在报纸上出现,一些工商业人士开始响应政府号召,写坦白信和检举信。
一些城市开始进行“四反运动”(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力、反偷漏税),上海工商联组织『四反运动委员会』。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在工商界中争取多数,开展『五反斗争』的报告》,“五反运动”由此开始陆续在全国展开[16]。
1952年2月5日,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运动』动员报告,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受命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运动领导的软弱无力,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之机,囤积西药,行贿官员,以劣药充抵合格品的罪行,激起民愤[17]。
自此开始,上海『五反运动』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领导,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威信丧失,报刊开始铺天盖地的刊登检举揭发信件,上海开始逮捕工厂经理、市面经理、商店经理、行商掮客等工商界人士[17]。
运动影响[编辑]
官方描述[编辑]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8]
经济冲击[编辑]
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自“三反”以来,商业批发减少一半,运输减少四成,银根紧,市场交易不畅,粮食成交下降达一半,生产下降,税收减少三、四成。天津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诉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2]
重庆一些工厂商店歇业停工,钢铁、机器、建筑、卷烟、针织等业目前均极度困难,生产停顿,累计有两万工人失业。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指出重庆很多市民已陷入无食缺食之境地,开始对“三反五反”运动表示不满。[2]
而上海“三反”以来,失业工人增至十三万人,比1950年初经济形势最糟时还严重。事实上,直到1952年底,因运动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尚未好转。打贪污得到退赔和“五反”得到的退补,还不够堵运动造成的窟窿。[19]
死亡案例[编辑]
- 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被“运动”后,于2月8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其它影响[编辑]
- 南三行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1949年后先到香港观望中国政局的发展,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明确拒绝共产党的北上邀请、确定留在香港,继续经营在香港注册的上海商业银行,后又定居台湾直至去世。
- 知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顾准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参见[编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第二次國共內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三大运动:
- 三反五反运动
-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
- 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 中国大屠杀列表
- 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参考文献[编辑]
- ^ 1.0 1.1 毛泽东与反贪“打虎”战役 层层分配有任务. 凤凰网. [2019-1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12).
- ^ 2.0 2.1 2.2 2.3 2.4 2.5 张鸣. 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 (PDF). 香港中文大学.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6-25).
- ^ 3.0 3.1 宋永毅. 点评中国:毛泽东的“三反”和习近平的“反腐”. BBC News 中文. [2019-1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16) (中文).
- ^ 丁抒. 《阳谋》 (PDF). 香港《开放》杂志社.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6-21).
- ^ 宋永毅. 點評中國:毛澤東的「三反」和習近平的「反腐」. BBC News 中文. [2019-1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4-15) (中文).
- ^ 6.0 6.1 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019-1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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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 9.1 9.2 三反五反:资产阶级命运的终结. 凤凰网.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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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反”、“五反”运动. 人民网. [2017-04-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7-09).
- ^ “三反”成了一“反”,“五反”成了“六七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张鸣 共识网博客 2013-09-03(2014-08-05查阅)。(简体中文)
- ^ 1949年后邓小平家族三人自杀谜团 长子:到头了. 中国经营网. 2015-10-30 [2016-04-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30).
- ^ 冼冠生的詛咒. 《財經》雜誌. 2009-03-15 [2016-04-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6).
- 三反五反運動文件彙編. 人民出版社. 1953年. OCLC 50064382.
- 三反五反运动文件续编. 人民出版社. 1952年. OCLC 76829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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