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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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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邓先圣
邓希贤
Deng Xiaoping and Jimmy Carter at the arrival ceremony for the Vice Premier of China. - NARA - 183157-restored(cropped).jpg
邓小平出访美国,摄于1979年。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副职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前任首任
继任陈云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副主席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
秘书长杨尚昆
前任华国锋
继任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19日
副主席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等
秘书长杨尚昆
前任首任
继任江泽民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第3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副主席乌兰夫韦国清彭冲赵紫阳
秘书长齐燕铭 刘澜涛
前任周恩来
继任邓颖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副职伍修权王铮迟浩田
前任黄永胜
继任杨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0年9月
总理周恩来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2年9月12日
主席毛泽东 华国锋 胡耀邦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1975年1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1年6月
领袖毛泽东 华国锋 → 自己兼任
主席毛泽东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任期
1956年9月13日-1967年3月
党主席毛泽东
前任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主席)
自 己(中共中央秘书长
继任胡耀邦(1980年)
个人资料
性别
出生(1904-08-22)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大清四川省广安州[註 1]协兴乡(今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
逝世1997年2月19日(1997-02-19)(92歲)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死因帕金森病
国籍 大清(1904-1912)
中華民國(1912-1928)
中華民國(1928-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7)
政党中国少年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配偶张锡媛(1928年-1929年結婚)[1]:218
金维映(1931年-1933年結婚)[2]:24
卓琳(1939年-1997年結婚)[3]:22-23
儿女邓林
(1941-09-12) 1941年9月12日78歲)
邓朴方
(1944-04-16) 1944年4月16日76歲)
邓楠
1945年10月(74歲)
邓榕
1950年1月(70歲)
邓质方
1952年8月(67-68歲)
学历广安县立中学(中途转学)[4]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5]
巴耶中学(辍学)
[6]
莫斯科中山大学(短期学习)[7]
学位
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8]
母校广安县立中学(现广安中学)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校址现为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巴耶中学(现名阿兰·沙巴梯耶中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
职业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經濟家、思想家、理論家、革命家
宗教信仰
军事背景
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共内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
邓小平
Deng Xiaoping (Chinese characters).svg
繁体字 鄧小平
简化字 邓小平
学名(希贤)
繁体字 希賢
简化字 希贤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9]:19,由啟蒙老師在法國留學時改邓希贤[10]:8,1927年正式改名為鄧小平,男,四川广安人,中国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革命家及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将邓小平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11]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註 1][12]:93-94祖籍江西吉水,在法国勤工儉讀期间經周恩來趙世炎等人介紹和影響下加入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學学习。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三落三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后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斗争,1957年还参与了反右运动并扮演重要角色[13]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中共党内仅次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其子邓朴方因批斗而半身瘫痪,他本人也被软禁在江西。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死后,邓小平于1973年第二次复出政坛,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周恩来工作。而后因其整顿文革混乱引发毛泽东和“四人帮”不满,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销所有职务,保留党籍;毛泽东死后,于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第三次复出政坛,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领导地位,取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恢复全国高考、主导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领导中越战争、制订废除领导终身制、倡导计划生育、推行义务教育,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4];1982年主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和现行的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和思想[15][16][17][18][19]。1985年,他主导了解放军百万大裁军;1986年,他启动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并试图再度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最终因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而失败,邓小平也于同年11月辞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提速。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20]。邓小平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21]。中国共产党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称以其部分政治理念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为“邓小平理论”,在鄧逝世後也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邓小平的政策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推动的改革还缔造了“中国硅谷深圳[22][23][24][25][26]。他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27][28];却也因为未能彻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争议,后者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其晚年的污点[29][30][31]

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编辑]

家族背景[编辑]

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32]:17。鄧時敏雍正十年中舉,乾隆元年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以編修,後升為侍講,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9]:23。嘉慶年間朝廷為褒獎他和鄭人慶,在村中敕建兩塊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因此而名[9]:23-24。「鄧家老院子」在廣安縣城北面約7公里處,是農家三合院,坐東朝西,為木穿斗結構[9]:19

1904年8月22日(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广安州[註 1]望安州望溪鄉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9]:19,是長子[33]:9,是父親鄧紹昌与第二任妻子淡氏所生。

少年时期[编辑]

1909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不久,鄧被送到本村私塾發蒙念書,當地人稱「翰林院子」,是鄧時敏修建[9]:23。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32]:18。私塾先生鄧紹明對同輩鄧紹昌說,孩子名叫「先聖」對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張將「先聖」改為「希賢」,鄧紹昌認可[9]:24。鄧毛筆字作業常被先生畫大紅圈圈,常得到母親獎勵煮雞蛋[9]:24。鄧在私塾念一年多後,鄧紹昌決定把鄧送到在協興場開辦之初等小學讀書,離鄧家大約2公里,由當地曾留學日本之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紹昌等創辦起來,屬於新式學堂[9]:24-25。鄧懂得孝敬大人,在家裡經常幫母親幹家務和照看弟妹,時常背誦詩文給姐姐弟妹聽[9]:26。1915年下半年,鄧考入縣立高等小學[9]:28

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33]:11。1918年夏,鄧考入位於縣城西秀屏山下之廣安縣立中學[9]:29。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表「勞工神聖」演說,口號很快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隨後社會上出現「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等團體,主張亦工亦學、亦工亦讀,工讀結合、學問和生計結合,消滅勞心與勞力之差別,改造中國和世界;「工讀主義」思潮帶有空想和改良主義,推動不少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9]:34

1919年五四運動後,鄧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34]:2。6月以後,由於學校已罷課,加之暑假即將來到,鄧決定離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課;鄧回到家裡不久,鄧紹昌從重慶捎回口信,使鄧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9]:31。9月,鄧和遠房叔叔鄧紹聖及同學胡明德(又名胡倫)同行[9]:35。邓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10]:16,22,往重庆勤工儉学预备学校[9]:37,鄧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10]:14。學校共招收學生110人,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學制均為一年[9]:37。鄧後來稱,預備學校當時在重慶已算是最高學校,不容易考進去[9]:37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名學生獲准赴法,其中37人為自費生,鄧是其中一位[9]:38-39。1994年5月鄧墾稱,這時鄧家境已「日漸困難」,「到法國的路費百多元的籌集,都不容易」[9]:39。8月27日,鄧等83名学生登上「吉慶」號客輪,8月28日啟航沿长江東下,9月6日到达上海暫住「名利」大旅社[9]:39-41。9月10日,鄧等80多名重慶學生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9月11日起錨[9]:42-43。10月19日[32]:20,抵達法國馬賽[34]:2

1964年2月16、17日,鄧同泰國前總理乃比里談話:「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著一個『工業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十六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9]:33-34鄧願意去法國,認為自己能夠謀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9]:34

勤工儉學[编辑]

1920年10月19日,邓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33]:12。歷時39天航行後,邓和同学们乘汽车前往巴黎[9]:44。在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下,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小城巴约(又译“巴耶”)的巴约男子中学就读[33]:12。10月21日晚,邓等24名学生來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约,進入巴约中学学习,邓的学号是1421[9]:45。巴约中学没有设立「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20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商务系学习,单独开班[9]:46

邓摄于16岁,1921年3月

到1921年3月,邓身上钱所剩无几;学费成问题,而做工也不容易[9]:46一战后,在法国大面積失業,法郎大幅貶值[9]:46-47。狀況嚴重影響中國勤工俭学生学习和生活,而华法教育会「虧竭已極。萬難為繼。惟有竭誠通告。……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9]:47。2月28日,400多名學生在蔡和森等人組織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法國政府提出和中國駐法公使代表聯合組成「留法中國青年法中監護處」,決定暫時給無工無學之學生每日6法郎生活維持費[9]:48。3月13日,鄧和18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约中学[32]:20。他們欠下學費由法中救濟委員會代付[9]:48。鄧離開巴约中學,結束法國「儉學」生活[9]:48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到勒克勒佐(又译“克鲁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9]:49。邓与叔父到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只有16歲,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连飯都吃不饱[33]:12。刚進厂邓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热轧的钢材[9]:50。工人通常是面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杂费开支不小[9]:52。邓在工厂做20多天苦工,倒赔100多法郎[9]:52。4月23日,邓辞去施奈德工厂工作,辞职理由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9]:52。日后他多次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国做工时干活太累,吃不饱饭[9]:52。在施耐德钢铁厂做工期间,邓尝到艰辛劳动和生活,结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9]:52

辞职后,邓暂居巴黎华侨协社,自4月26日起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6法郎生活维持费[9]:52-53。生活維持費不能维持生活,邓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9]:53。10月22日,邓等11人被法中救济委员会介绍到巴黎第十区一家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做扎花工,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邓等105名中国学生即被解雇[9]:53-54。1921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後改名旅法勤工儉學同學會)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9]:54。邓等四川籍同学每人领到400法郎,勉強熬过1921年冬天[9]:54

1922年2月13日,邓从拉加雷訥科隆布到達蒙塔日(又译“蒙达尔纪”),到小城沙莱特(又译“夏莱特”)[9]:54,次日进入哈金森橡胶厂英语Hutchinson SA工作[35]:77-78。他被分配到制鞋车间,每天工作10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由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33]:12。据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郑超麟回忆,邓每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餘200多法郎[9]:55。在巴黎时,邓不得已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寄些钱来[9]:55。父母收到信后卖掉些谷子凑钱寄给邓,1922年秋冬邓收到这笔钱[9]:55。父母接济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积蓄,邓又萌生求学念头[9]:55。10月17日,邓辞去哈金森橡胶厂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纳省沙蒂永(又译“夏狄戎”),想进入沙蒂永中学上学,最终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求学之梦彻底破灭[9]:55。1923年2月1日,邓又回到了沙莱特,再次進入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9]:56。一个多月后,3月7日邓离开工厂,工卡上注明离开原因“拒绝工作。”[9]:56或许厂方不满邓突然离厂,邓工卡上写明“永不录用”[9]:56

從事革命[编辑]

邓在法国哈金森橡胶厂的就业卡

1922年6月3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34]:3)成立[9]:56。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34]:3。赵世炎經常到哈金森橡胶厂,王若飞也到工厂做工常與邓接觸,邓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關於社会主义的书報」[9]:57

1923年2月17日至19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領導機構改稱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周恩來黨選為執行委員會書記[9]:58。离厂后不久,经汪泽楷、穆清、舒辉璋介绍,邓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59。在法國時,鄧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之知識分子中[32]:5。6月11日,邓离开沙莱特来到巴黎[9]:59。到巴黎后,邓一面在工厂做工,一面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9]:59。1923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他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9]:59。邓到书记部后主要工作是参与编辑出版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每月一期[9]:59。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對是留法中國學生[32]:22。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34]:3。《赤光》多數是半月刊,影響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9]:59-60。《赤光》更着重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之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動国民革命運動之发展[9]:60。由周恩來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並负责刻蜡板和油印[33]:14,所以获得綽號「油印博士」[32]:5。鄧白天做工,下工後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9]:60。鄧寫不少文章,攻击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9]:60-62。鄧和周經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編輯部小房間裡打地鋪;鄧很敬重周,耳濡目染,獲益良多;從此友誼逾半世紀[9]:60。鄧實際上變成青年領袖周之徒弟,能觀察其如何建立組織[32]:5。邓往家裡寄七八期《赤光》;期间给家裡写信讲退婚,邓父母沒有辦法,只好說通唐家女兒,由鄧家置辦嫁妝,把她作為鄧家女兒嫁出去[9]:62-63。從此,通過和中國革命之大戰略家交往,鄧培養看問題之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之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32]:5

1924年,周恩來擔任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代理執行部部長;4月,邓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9]:63。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9]:63。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9]:63。邓、周唯真、余增生、李俊傑、徐樹屏5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9]:63。7月16日,在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上,邓、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之日常工作;邓负责抄写、油印和财务管理[9]:63。按照中共之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之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32]:22。9月、10月间,邓染上伤寒,病倒;在医院和疗养院住兩个月[9]:65。期间邓还在《赤光》上撰文,攻击「国家主义派」和帝国主义[9]:65-66。12月,邓參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邓被选入执委会(支部)監察处和工会运动委员会;会后又被委任为6位宣传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运动事宜[9]:66

1925年春天,鄧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之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34]:4。邓作為支部特派員,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4月兼任党之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之主要负责人;鄧同時在里昂做工[9]:66五卅运动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声援反對帝國主義;6月21日,几百名旅欧华人到達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9]:66-67。随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继被捕;邓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之领导工作[9]:67。6月30日,邓与傅鍾、毛遇顺三人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9]:67。8月16日,邓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9]:68。此间邓还与傅钟、邓绍圣等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之报纸《国民》之撰稿人[9]:68。次日,旅欧中国共產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決定邓、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9]:68。邓之频繁活动引起法国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在布洛涅-比扬古住,并侦察到邓领导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活动[9]:68。9月15日,邓参与组织召开1,000多旅法华人参加之反帝大会[9]:69。11月6日,为掩护身份,邓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工号82409A;邓在雷诺学到一些钳工技术[9]:69。「文化大革命」中,鄧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重操鉗工[9]:69。11月15日,邓主持召开会议,纪念不久前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的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9]:69。法國政府監視會議[9]:70

1926年1月3日,邓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主张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推进反帝反军阀斗争;法国警方掌握邓等人活动详情[9]:70。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长发出命令搜查邓等人住处,并将邓等三人驱逐出境[9]:71。法国警方在邓住处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传共产主义小册子、中文报纸及印刷设备[9]:71。邓等已於前一天晚上离开法国去前往莫斯科[9]:71。早於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前往莫斯科,選送他们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回国参加大革命[9]:72。邓结束5年零3个月之旅法生活[9]:72。邓旅法5年,喜歡馬鈴薯奶酪牛角面包,嗜飲葡萄酒咖啡,同時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33]:13

職業革命者[编辑]

邓一行在德国柏林停留一週,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热情接待,还参加德共组织召开群众会议[9]:72

1926年1月17日,鄧等人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轉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9]:73。邓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36]:25),學員證號碼為233[9]:76。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兩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33]:13。鄧曾和蒋经国分在一個團小組[9]:81,不過蔣經國与邓不同班[33]:13。鄧開始被分在第9班,後來編入第1、2、11和7班[9]:78。学校課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資本論》為主)、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学(辯證唯物主義與历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學習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军事課、俄语[9]:76。鄧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34]:5。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鄧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35]:114。3月,馮玉祥在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5月抵達莫斯科[9]:83。在馮玉祥堅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商量選出鄧等20多人[9]:84。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37]:28。1926年底,邓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33]:13

在法國五年和在蘇聯一年,使鄧比毛更瞭解世界發展之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32]:5。鄧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之工商業;鄧在蘇聯一年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應對現代化[32]:5

渐露锋芒[编辑]

1926年8月,馮玉祥同蘇聯顧問團和中共黨員劉伯堅等一起從莫斯科回中國,之前所部已被直奉聯軍打敗;9月,蘇聯顧問團和劉伯堅等幫助馮,率部脫離北洋軍閥,在五原組建國民軍聯軍並宣誓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馮任命劉伯堅為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並聘請蘇聯顧問團成員烏斯曼諾夫為國民軍聯軍政治軍事顧問[9]:88

1927年春,鄧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34]:5。在庫倫待一個月後,鄧等人登程西安,是馮玉祥和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9]:86。1月12日,鄧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玉祥那裡[32]:25。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38]:2637。2月底,鄧一行離開寧夏城,騎馬於3月底到達西安[9]:87。3月[34]:5,鄧被分配到剛成立之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同時兼任該校共產黨組織書記;學校是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創辦,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幫助籌建[9]:89。回国后,邓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39]:343-345。7月間史可軒帶領千餘人離開西安,該校宣告結束[38]:2637。另外西安中山學院被譽為「西北革命學府」,鄧一般在週六到學院作專題報告;西北軍官學校後改名「國民軍聯軍軍事政治學校」,續範亭任校長,鄧和劉伯堅等兼任過教官[9]:91-92。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32]:25。6月徐州會議後,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將鄧等遣送別處[38]:2637。6月,因中國政局發生突變,馮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隊工作之共產黨員集中到開封,名曰訓練,其實是「禮送出境」[34]:6。6月底,鄧離開西安經鄭州去武漢[9]:93。7月初,邓到達武汉,見到周恩來和聶榮臻,經中央軍委介紹,鄧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秘書;鄧作為中央秘書,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機要等,在中央重要會議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9]:94。鄧隨黨中央機關,為適應秘密工作,把自己名字由「希賢」改為「小平」;當時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黨組織失去聯繫,中央機關工作不多[9]:95。8月7日,為檢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錯誤,制定新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9]:95-96。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9]:97。邓擔任會議記錄工作[9]:98[40]。鄧作為中央秘書列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總結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34]:6。中共中央於9月21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遷往上海;10月,中共中央秘密遷往上海[9]:100。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34]:6

1928年1月,周恩來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鄧協助周等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列席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9]:104。鄧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34]:7。為保證安全,中央負責人不斷變換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鄧單線聯繫;為適應秘密工作,並有效開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絕對秘密為原則」,秘密機關群眾化、黨之「負責幹部職業化」,幹部以某種職業為掩護;鄧開過雜貨舖作為黨中央開會地方,後來又開過古董店作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之聯絡點[9]:106。5月18日,鄧等留守中央組織起草第47號通告,規定對黨組織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並提出若干具體辦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組織科又印發《秘密工作常識》,作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秘密工作守則[9]:110。6月底,鄧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41]:82-92。由于鄧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37]:29。8月29日,鄧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會議,聽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新中央組織機構設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9]:114。9月,在上海,鄧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之機要交通[34]:7。11月13日,向忠發主持召開六大後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計劃,特別討論中央秘書長;周提出,中央秘書長主要是技術、事務性秘書長,不一定要中央委員來做;會議決定中央秘書長改稱中央事務秘書長;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會決定鄧任中央事務秘書長[9]:114。鄧安排會議議程,列出討論議題,會議後對決定事項檢查作實[9]:115

1928年冬,邓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1]:218[2]:27。鄧和張錫媛跟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32]:26

邓攝於1929年

1929年,在一次討論李立三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時,鄧稱: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現在革命正處在低潮,我們剛剛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武裝,土槍土炮的怎麼打得贏[9]:11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去四川巡視一次,為期三個月[9]:116。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趙容接替鄧工作,後因故作罷[9]:118。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四川問題委員會,由楊殷、鄧等5人組成,8月24日楊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曉野接替鄧任中央事務秘書長[9]:118。中共中央決定,派鄧為中央代表,到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統戰工作,並全面領導廣西黨工,準備武裝起義,在龔飲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聽取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介紹情況,然後到南寧,是鄧開始獨立擔負一個地區領導重任[34]:7-8。8月底,鄧化裝成商人,匆匆離開上海,受命前往廣西[9]:119-120。邓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身份,化名“鄧斌”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趕赴海防,由陸路潛入廣西省[42]:24。鄧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與南寧市公安局長、中國共產黨員龔楚住在一棟樓[9]:123。在南寧,鄧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廣西黨組織負責同志聯繫,傳達黨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34]:8。邓奉命到广西右江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与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百色暴动政治活动[37]:30。由於中央和廣東省委受左傾情緒影響,對鄧在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幾次發指示信提出批評,但是鄧堅持從廣西實際出發,認為俞、李與蔣、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34]:8。9月1日,邓在南宁主持召開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武裝農民、推翻國民黨政權、建設工農民主政權、創立工農紅軍」[42]:25。9月10日至9月14日,在鄧指導下,中共廣西特委在南寧市郊津頭村召開代表大會[9]:124。10月1日,俞、李率部出發,鄧調遣部隊作應變:通知警備第四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右江地區,警備第五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左江地區;派雷經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34]:8-9。10月初,中共黨組織按照預定計劃,將留守南寧部隊拉到左、右江地區[42]:26。鄧指示張雲逸以南寧警備司令名義接管省軍械庫,並徵集船隻,以備一旦有變,即把軍械庫幾千支槍和彈藥裝船外運;又令在南寧受訓之韋撥群農軍營趕回東蘭,準備起義;並派龔飲冰去上海向中央滙報行動計劃[34]:9。10月13日晚,南寧市區內槍聲大作,兵變部隊搬走所有槍炮和彈藥;10月14日,鄧指揮部隊將軍械搬上船隻[9]:130-131。10月17日,鄧、陳豪人等帶着警衛部隊,指揮船隊溯右江駛向百色,張雲逸率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從陸路掩護前進[34]:9。在恩隆縣平馬鎮,鄧會合張雲逸;10月22日,鄧和張雲逸率部進駐百色縣[9]:132。鄧和張雲逸等住在百色城內粵東會館,10月23日鄧主持會議,籌劃起義[9]:133。會後以俞作柏名義,宣佈張雲逸為右江清鄉督辦公署督辦,利用舊督辦機構通令各縣上繳款項,作為起義經費[9]:134。10月30日,中共廣東省委通知廣西特委:決定建立中共廣西前敌委员会,統一左右江之指揮,前委直屬於省委領導,由鄧擔任前委書記[9]:137。11月初,中央電召邓回上海[34]:10。鄧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43]。在邓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41]:110。在百色,鄧親自組織發展工會,發動先後建立各行業工會19個,在12月初還建立百色總工會,並組建百色工人赤衛營[9]:135。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42]:26。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分別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42]:26-27。12月上旬,鄧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34]:10

1930年2月1日,邓在龍州領導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42]:27。俞作豫任軍長,鄧兼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第七軍和第八軍總指揮[34]:11。年初,邓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难产而病故[42]:26-27。2月7日,鄧從上海回到龙州,電告紅七軍停止攻打南寧,命紅八軍撤回龍州[34]:11。2月9日,鄧在龍州召集幹部會議,決定改組紅八軍軍委為紅八軍臨時前委,鄧任書記,委員有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涂鏡吾[9]:148。2月下旬,鄧兼任紅八軍政治委員[9]:152。10月2日,鄧主持召開紅七軍前委會議[9]:169;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到达右江传达命令,要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攻打柳州、建立广东北小江根据地、阻止国军北上[42]:27。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鄧中夏曾中生、鄧、周恩來、劉伯承惲代英李富春等25人組成蘇區軍委[34]:13。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为保存实力,绕過柳州、桂林,转战在粤贛湘桂边界地区[42]:27-28。11月,紅七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七軍,奉命北上,此後轉戰桂、粵、贛、湘邊境[34]:14

1931年1月14日,部隊到達桂嶺,全軍僅剩3,500多人;部隊整編後:總指揮李明瑞、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參謀長龔鶴村[9]:181-182。2月,鄧從部隊情況出發,決定取消紅七軍前委,成立團委,並任團委書記[9]:185。3月,鄧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誣陷為「逃兵」;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召集人會議上稱「鄧小平是沒有歷史問題的材料。」[9]:1876月,鄧接到通知去中央蘇區工作[9]:194。7月14日,鄧離開上海[9]:195。经约10个月苦战,终于在7月到达目的地与中央红军会合[42]:28。7月,中央將紅七軍調到中央根據地,紅七軍與中央紅軍會合,編入紅三軍團[34]:15。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44]:143。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则去上海汇报[43]。30多年后,邓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他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45][43]

第一次下台[编辑]

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1931年8月,邓担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书记[34]:15,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安遠縣之工作[32]:28。9月初到10月初,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鄧代表贛東特委在會上宣佈,撤銷李添富縣委書記、縣肅反委員會主任之職務並予以拘捕[9]:197-198。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37]:34[46]:50-83。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謝氏祠堂隆重開幕;11月20日會議選舉產生由毛澤東、項英、朱德等54人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會議決定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9]:200。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37]:34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在会昌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也稱會尋安中心縣委,由鄧担任书记[9]:201。邓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47]:290[2]:41-42。鄧對毛產生極大崇敬[32]:28。1932年夏天,邓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2]:24。冬,鄧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34]:16

1936年2月,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杨尚昆聂荣臻徐海东。后排左起:罗瑞卿程子华陈光、邓小平

1933年,由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邓第一次被打倒[9]:206。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下放幾個月後把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32]: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9]:207-208。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34]:16-17。他們擁護毛澤東提出之正確主張,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發展敵人力量薄弱之廣大農村;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削弱地方武裝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發展各種武器力量;反對「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9]:211。邓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33]:14。鄧儘管承受著極大壓力,被迫作檢查,但沒有絲毫放棄原則[9]:211李维汉等極左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毛、谢、古事件[37]:34[48]:154。此后,邓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49]:12。邓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33]:14。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50]:67。鄧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鄧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32]:28。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2]:98[37]:20。批判鬥爭結束後,邓受到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和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下派到樂安縣南村區委當巡視员[9]:215。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49]:12。鄧回寧都後,到七里村監管勞動;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總政治部缺人手,臨時負責人賀昌是鄧老友,向王稼祥推薦鄧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鄧於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9]:216-217

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32]:29。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撤離瑞金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決定,鄧隨軍轉移[9]:224。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鄧參加長征[34]:18。长征初期,邓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51]:18-20。12月18日黎平會議後,鄧調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也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原任鄧穎超患上肺結核病,向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秘書長[9]: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37]:19,中央秘書長邓参加遵义会议,並擔任會議記錄工作[9]:232。鄧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32]:29。5月12日,鄧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4]:19。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決定調鄧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由劉英接替鄧擔任中央秘書長[9]:235。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52]:97。9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鄧所在的紅一軍(7月21日,根據中革軍委決定,一軍團改為第一軍[9]:237)被編為第一縱隊[9]:239。10月19日,鄧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9]:240。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患上严重疟疾[52]:97,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53]:360。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據鄧之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鄧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交談[32]:29直羅鎮戰役打響後,鄧隨紅一軍團(由陝甘支隊編成[9]:241)政治部負責人到前線了解戰況[9]:241

鄧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最重要工作[9]:242。1936年2月5日,鄧隨紅一方面軍東征[34]:20。5月,中共中央決定東征紅軍撤回黃以西之陝北地區[9]:245。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羅榮桓調到紅軍大學任教員,邓接替羅榮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9]:245。5月19日,鄧隨紅一軍團從延川地區出發,參加西征[9]:245。邓曾亲自编写红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33]:14。7月9日至7月19日,鄧受中革軍委委託,到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和七十五師巡視政治工作[9]:248。這年冬天,鄧染上傷寒,長時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虧張學良部隊給紅一軍團慰問品中有一批罐裝煉乳,鄧靠吃煉乳支撐才恢復[9]:252-253。12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調朱瑞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鄧接替朱瑞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9]:253

抗日战争[编辑]

1938年1月,鄧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這是129師領導人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桐峪鎮合影。左起:李達、鄧、劉伯承蔡樹藩

1936年12月,軍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總司令,給中國共產黨帶來良機;蔣為使自己獲釋,被迫同意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鄧在延安作為第一軍團宣傳部長領導文工團,並通過演講教育軍政幹部[32]:29-30

1937年2月10日,為實現國共兩黨合作,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並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實行如下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綱領[9]:253。6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鄧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9]:255。7月7日,蘆溝橋事變发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34]:20。7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8月15日完成改編,8月20日出動抗日;紅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為正指揮,彭德懷為副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為副主任[9]:260。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赴南京參加蔣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34]:20。中國共產黨同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後,其軍隊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成為全中國軍隊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蔣之統一指揮[32]:30。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统一战线工作[54]:51-52。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為副主任[9]:262。9月,鄧奉周派遣,以八路軍政治部和動委會名義赴五台山動員蒲路東,正太鐵路北各縣民眾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34]:22。9月5日,八路軍總部出師抗日誓師大會在雲陽舉行,鄧主持大會[9]:264-265;朱德總指揮領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姦淫我們母妻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毁我們耕具牲口。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群眾一針一線,替民眾謀福利,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反民族利益,願受革命紀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責。謹此宣誓。」[55]:146[9]:265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34]:22)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34]:22,國軍愛國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鄧、彭雪楓為八路軍代表,不駐戰動總會領導機關等參加領導工作[9]:269。9月21日,鄧等到達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太原成成中學[9]:268。9月23日,朱德、任弼時、鄧、左權率領八路軍總指揮部駐進五台縣南茹村[34]:22。10月,鄧、傅鍾韋國清率八路軍總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義縣,開辟晉西地方工作;鄧召開會議布置擴軍、籌糧籌款和幫助地方建黨建政等,同時派幹部幫助縣犧盟會訓練抗日自衛隊、建立抗日游擊隊,組建「八路軍晉西游擊支隊」,不久從統一戰線大局出發,改名為「犧盟晉西游擊支隊」[34]:22-2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張浩因患嚴重腦病回延安療養[9]:286

1937年,邓身着国民革命军军服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鄧為第129師政治委員[9]:286。邓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54]:400[37]:6。1月初,鄧寫成《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9]:284。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32]:30。1月7日,鄧在洪洞參加北方局和集總(八路軍番號為第十八集團軍,故八路軍總部簡稱「集總」)召開之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會議[34]:24。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34]:24。實際上,鄧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之最高政治領導人[32]:31。2月2日至2月3日,鄧主持召開129師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師主力向平漢路東發展,首先進擊昔陽之敵,爾後乘勝東進,在平漢路兩側建立新游擊區[9]:294-295。2月6日,鄧在遼縣主持召開129師團以上干部會議[34]:24。2月25日,鄧和徐向前副師長到拐兒村參加集總召開會議[34]:25。4月26日,鄧與劉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開辟冀南軍區,發展平原游擊戰爭[34]:26。鄧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之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鄧設計一種鼓勵當地生產之稅收制度:「向老百姓徵稅要根據當地最近幾年的平均收成,超出這一平均數的部分完全歸生產者所有。」[32]:31。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56]:250,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57]:242。5月以後,鄧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揮129師主力東進冀南,開展平原遊擊戰爭[9]:312。7月16日,鄧與徐向前、宋任窮等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伊·福·卡爾遜英语Evans Carlson,向他介紹冀南抗日情況[34]:26。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as keen as mustard)。”[10]:907月28日,鄧親自領導冀南抗日武裝整編[34]:26。8月14日,鄧指導冀魯豫邊區省委召開各地縣代表會議,將冀南軍政委員會改選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楊秀峰任主任,宋任窮任副主任;8月25日,離開冀南[34]:27。9月29日至11月6日,鄧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之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34]: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34]:27。11月23日,鄧從延安到達西安,準備返回太行前線[9]:334。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26人組成[34]:27-28

随后13年,邓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58]:185-189,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59]:70。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更慎重[32]:30。比起毛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之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之各種問題[32]:31。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60]:99,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37]:42

邓攝於1941年

1939年4月29日,鄧抵達延安[9]:349。7月,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4]:29。8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34]:30。卓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系,曾說過鄧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32]:31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9]:395。8月20日,按刘伯承、邓部署,在正太路西段開始破路作戰[9]:399。8月22日,劉伯承、鄧收到彭德懷、左權簽發第一份戰鬥通報,首次使用「百团大战」一詞[9]:400。邓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10]:91。8月至2月,鄧與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34]:34。胜利消息傳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9]:402蒋介石也致电嘉奖朱德、彭德怀[9]:402。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41]:58-56

1942年末,邓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36]:75-76[61]:86,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61]:8。1942年,邓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62]:49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一個教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史稱「溫村會議」,由鄧主持[63]:73。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北方局、太行分局等,決定在彭德懷到延安參加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由鄧任北方局代理書記[63]:102。10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太行分局與北方局合併,撤銷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之工作;同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129師與八路軍總部合併,保留129師番號,另建太行軍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和129師師部機關合併辦公,全部合併八路軍總部、129師師部、太行軍區之後勤工作;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工作[63]:102-103

1945年6月,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64]: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38]:7793。8月20日,129師太行、太岳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63]:143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34]:51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

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亲临前沿部署作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簽字投降[63]:143。中国因國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談判失敗,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员[34]:54。1945年9月,刘邓大军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65]:32,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66]:44-45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49]: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34]:59。劉和鄧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之大別山,毛調動之直接目的是要把國軍趕出西北地方,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32]:32。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61]:94,在此期间邓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与刘伯承矛盾严重[67],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刘邓的说法。劉鄧大軍很多人戰死或饑寒交迫;倖存者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損失[32]:32

1948年3月,鄧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陳毅粟裕野戰軍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34]: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為政治委員[34]:74。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鄧作為中央委員、中原局第一書記參加會議[63]:263。10月22日晚,中原野戰軍佔領鄭州;鄧和陳毅當晚趕到鄭州,住大同路原國軍鄭州綏靖公署,立即指揮部隊東進開封,國軍棄城,第二天直取開封[63]:269

鑒於淮海戰役規模擴大,加強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接受粟裕建議,11月1日電告陳毅、鄧、粟裕並告華東局、中原局:「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63]:272。淮海戰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還動員100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70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在淮海戰役之最後階段,毛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中共軍隊納入鄧總書記之統一領導[32]:33。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任总前委书记[68]:149[37]:6,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61]:130-133,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61]:108,124。劉伯承擔心部隊安全,試圖挖更多戰壕以抵禦國軍優勢火力,鄧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說,鄧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危險,造成不必要傷亡,也沒有挖築更多防禦工事[32]:33

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鄧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34]:84。4月21日,中共軍隊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长江[32]:33,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69]:37。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34]:87-88。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鄧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34]:90

1949年,邓小平(左一)与贺龙、朱德一同出席全军“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

建国初期[编辑]

1950年,西南军区军队整编会议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孔从洲李达张子意贺龙、邓小平、陈赓陈鹤桥韦杰。第三排右五尹先炳,第四排右六为秦基伟、右七杜义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34]:90,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68]:6,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70]: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為委員[34]:90。随后,鄧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71]:46。1949年12月2日,鄧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34]:92。1949年底,邓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72]:423[56]:313。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61]:161-165,实施土地改革[73]:389-392[61]:141,151,173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由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34]:93。1950年,邓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中央肯定。毛号召用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一边[74]:2472。1951年,鄧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西藏並建立秩序[32]:35

在回北京任職前,鄧參加成渝鐵路竣工儀式[32]:35。1952年7月,鄧調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34]:102。毛下達書面命令:凡提交黨中央之政府文件首先要經鄧過目[32]:35-36。7月,周提議鄧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到中央[75]: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為政務院副總理[75]:7。8月,邓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74]:2472。8月10日,周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為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75]:8。8月13日,鄧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期間,由鄧代理總理職務[75]:8。此时,鄧作为经济专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鄧和毛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把大工業國有化之「社會主義改造」方案[32]:36。10月22日,鄧給毛、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經毛、周審閱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75]:16。通過和毛、周一起參加會議,鄧得以學習兩位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鄧也瞭解作出重大決定之理由,思考根本變革之大框架[32]:36

從1953年到1954年,鄧不僅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稍後又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秘書長[75]:30。1953年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鄧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34]:103。2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3月3日,毛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75]:103月10日,政府工作領導分工,明確鄧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分工,明確鐵道、交通、郵電由鄧領導[75]: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鄧兼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75]:38。鄧主導著與各省協商,以確定各省要上繳多少糧食和稅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32]:36。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37]:52[61]:193-197。鄧必須作出重大判斷,向毛和周彙報各省完成糧食配額和上繳稅收之能力[32]:36。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34]:104,鄧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76]:148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75]:65。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周恩來總理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小平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小平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34]:105[76]:148。9月29日,毛任命鄧為國務院副總理[75]:35。直到12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鄧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75]:11。12月28日,鄧又根據他主持召開之會議討論意見,向中共中央提交書面報告,提出撤銷中央地區工作部,成立中央書記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75]:66。毛對鄧說:「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75]:66-67

1953年,陳雲、鄧將高崗之活動情況向毛反映,引起毛之警覺[75]:61。年底鄧和陳雲向毛密報:高崗有分裂黨的危險;毛聽取警告[32]:36。1954年发生“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37]:51。按毛之意見,1月25日和2月5日,鄧同劉、周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點出他之問題;2月3日,鄧同劉、周、朱德、陳雲一起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之問題[75]:62。四中全會之後,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75]:63。2月23日,鄧和陳毅發言,鄧希望饒漱石抱著拋棄錯誤之態度,在座談會後向中央徹底交代,以便改正錯誤[75]:63。邓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69]:314-315,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76]:335-338。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77]:98

邓小平欢迎达赖班禅,1954年

鄧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參加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譴責史太林[32]:37。1956年2月11日,鄧同譚震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曉會合[75]:72;鄧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75]:71,鄧、譚震林於3月3日回到北京[75]: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78]:4192。邓不大贊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79]:35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提出:八大要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作風切實反一下[75]:101。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76]:371[61]:212-256。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80]:6。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权威和权力[81]:21。在開幕式上,鄧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大會秘書長[75]:88。中共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75]:100。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鄧當選中央委員[34]:109。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鄧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34]:109。邓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82]:98。邓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领导之下[83]。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內政,主張協商解決問題10月23日,劉少奇、鄧一行抵達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75]:97-98。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從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強民主、獨立和平等以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於這些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而且有利於社會主義各國相互之間的團結」[75]:98。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確定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全黨整風運動[75]:102-103

反右運動[编辑]

反右运动

鄧在「雙百」運動中曾對地方幹部說,要聽得進批評意見,不要打擊報復[32]:38。1957年1月12日,鄧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之報告:「有時社會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運用得怎樣」,「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經常注意到調整」;「對民主和專政的看法任何時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條件」;「總的趨勢是,我們要逐步發展和擴大民主,否則要犯錯誤」[75]:107。從1957年春開始,很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領導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鼓舞下暢所欲言,批評之嚴重令毛感到意外[32]:38。3月上旬,鄧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企業中實行群眾監督的指示》:「為了防止罷工罷課一類事件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75]:113毛怒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資本家雖然已被消滅,但他們還是脫不掉自己之階級本性[32]:38。5月,鄧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反擊右派進攻問題;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之報告[75]:121:「如果把凡是罵我們的,尾巴上不帶一點好話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險得很,那就要犯錯誤的。」[75]:1226月5日,鄧離開北京到各地指導整風運動;鄧分別在瀋陽、西安、成都和濟南作4個報告,是在反右鬥爭正式開展之際所作,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鄧同毛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對當時思想政治領域之形勢和反右鬥爭之形勢,估計過分嚴重[75]:124

毛在1957年夏發動「反右運動」,羞辱所有嚴厲批評中共者[32]:38。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84]:121-123,邓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37]:19。毛帶頭整大約55萬知識分子,把他們劃為右派,並吩咐鄧具體操辦運動[32]:38。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85]。在反右運動中,有的知識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批評幹部使鄧感到惱怒[32]:38。反右鬥爭出現嚴重之擴大化和簡單粗暴之做法,使各界人士對黨和政府之工作提批評意見之積極性受到打擊,從而對擴大社會民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鄧覺得應該做好善後工作,在報告中指出:「反右派鬥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鬥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75]:131-132鄧在反右運動中力挺毛,維護黨之權威,打擊敢言之知識分子[32]:38。在八屆三中全會前,鄧主持起草《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草案),鄧在9月23日之報告中介紹此文件時說:對於右派,「經常要排一排,開始鬥爭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對的,搞過了」;10月9日,鄧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言:「右派分子的標準,中央提出一個草案,不久可以發出。……這個標準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範圍限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以後,主要是大鳴大放時期,限於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而把一般歷史上的老賬、個別問的問題的意見和學術性的問題撇開。」[75]:132鄧後來對女兒說,他很後悔自己沒有作出更多努力,阻止毛犯下嚴重錯誤[32]:38。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並在通知中規定:「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辭尖銳,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75]:132-13323年后,邓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86]:274-283,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87]:736[58]:194-197,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58]:253-257。由於在工作中普遍採取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造成主觀把一大批人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許多正直有才華之知識分子,敢講真話之優秀黨員、幹部,還有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之愛國人士,長期受到委屈、壓制和不幸,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是令人痛心之教訓[75]:133。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88],是毛最初估计右派人数[89][90]:1204的一百多倍。在鄧直接關心、指導下,到1981年底,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之錯誤得到徹底糾正[75]:135

藏區騷亂[编辑]

1957年3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彙報西藏工作情況;鄧要求積極做好西藏上層人士之統戰工作,說:「在西藏,分別左中右,以是否愛國為標準,不能以土改為標準。我們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右派是分離派,只要沒有叛國,對右派也要做工作。」[75]:199-2001958年8月18日,鄧在同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和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談話時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鞏固自己的陣地,維護交通。」[75]:200-2019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張國華關於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局部叛亂情況之彙報時,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冷靜、理智處置,「在叛匪威脅黨政機關和主要交通線時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就不打」[75]:201。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毁《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之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連續參加劉少奇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75]:201。劉少奇和鄧在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為了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75]:201

出訪蘇聯[编辑]

1957年11月,邓和毛、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面[91]:120-125。鄧有理有據嚴辭反駁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令毛大為激賞,會議結束時毛指著鄧說:「看見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有見識,前程遠大。」[32]:3711月9日,毛主持召開代表團會議,討論關於和平過渡之提法問題,鄧說:「我們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書面的意見提綱,全面闡明我們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同時,在《宣言草案》中照顧到蘇共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75]:13711月10日,中方和蘇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鄧首先宣讀中方《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一、對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一提一種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三、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含義,不應該只解釋為通過議會的多數。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國家機器的問題。……五、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75]:137-138

大躍進[编辑]

1958年初,毛連續主持召開幾次會議,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1月11日至1月22日,毛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75]:142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由鄧抓石油工業[75]:144。「大躍進」興起後,很快便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之群眾運動辦法搞經濟建設,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之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群眾之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損失[75]:150。3月25日,鄧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黨內圍繞這個問題(反冒進)的思想鬥爭,「是關於建設方法和建設方針的鬥爭,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用甚麼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內有一些人跟著反冒進,「有一些是屬於對情況分析不夠的方法問題」;「兩種方法的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有區別的」;避免將問題再無限上綱,對於當時有重要作用[75]:151。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75]:153。會議通过毛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37]:19[92]:214-215。会议结束后,邓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93]: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經毛審閱並修改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75]:157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再加上黨內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之綜合協調部門再難以發揮作用[75]:157。6月,鄧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也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出來保護劉伯承,向毛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75]:162-163。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在鄧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75]:21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稱北戴河會議);毛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先保證重點」,「其他零星的不搞」[75]:164-165。毛說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鄧贊成毛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之意見[75]:165-166。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辦鋼鐵之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氾濫以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之「左」之錯誤[75]:167。9月至11月,鄧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從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最長、接觸地方和單位最多之調查考察[75]:175。11月6日,鄧到達鄭州,參加毛主持召開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75]:176。11月7日,鄧在會議中說:「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75]:17811月28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12月9日,鄧《〈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具有積極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給的範圍不宜過寬,不要一下子甚麼都包下來。在集體生活中應當允許個人有適當的自由,也就是『大集體、小自由』。集體生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凡涉及人民群眾生活的事情,應當和群眾商量,不能憑主觀願望辦事。公共福利事業,如公共食堂、幼兒園、託兒所等,應當用把它辦好的方法,吸引群眾參加,絕不能用強迫命令的辦法。在興辦公共福利時,個人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這一點公開向群眾宣佈。」[75]:182-183

1958年12月,邓小平视察武汉钢铁公司

1959年2月20日,鄧在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講話:「只破不立是不對的,破了舊的要立個新的,破了過於煩瑣的要立個簡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個合理的。規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產,越要注意這個問題。對於重要環節的管理制度,改的時候要經過試驗,不要輕易去廢除。特別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操作規程,技術規範,沒有把握隨便亂動,對生產不利。不是說不可以動,有些是可以動的,但是要經過試驗。」[75]:1912月27日至3月5日,毛在鄭州專列上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鄧向毛彙報關於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多勞多得,承認差別」;根據毛意見,會議將「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上「物資勞動,等價交換」[75]:193-194。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75]:194。4月2日,鄧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講話:「農業總是不穩,總有豐年平年。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下雨,這是人力沒有辦法的。風調雨順之類不要講多了。」[75]:1964月5日,毛談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之問題:「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掛正帅,就是大元帥,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75]:197在党内,邓领导地位更为突出[83]。邓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摔断腿,恢复了很长时间[52]:138。7月2日至8月1日,毛提議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意見使毛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之初衷;根據毛建議,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最後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即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75]:207。鄧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非常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對批判彭德懷表示不同看法[75]:207。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94]:156。「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重新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更加嚴重失調[75]:208。12月28日,鄧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黨的根本隊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幾是好的,要相信這一點。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則是不要比賽,劃不劃,都要慎重。」[75]:209

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疑虑[92]:214-215。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61]:322-327。3月24日,鄧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75]:209。3月25日,鄧主持會議說:「還有一個集體領導問題,也要在適當的會議上說一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75]:212因為沒有解決好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之嚴重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的錯誤,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給中國造成損失[75]:212。5月25日,鄧在中央書記處會議說:「領導人要清醒,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把應該接受的教訓忘了。各省也有這個問題,不踏實,搞大計劃」[75]:213。6月10日,鄧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稱:「一切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人搞得好一點,事情就搞得好一點。我們這些人注意的不夠,影響是不小的。」[75]:2149月16日,以鄧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之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75]:220-221。9月30日,邓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75]:221-222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代表中央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95]。此后,邓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92]:214-215[61]:318-321,334-337

1963年3月,邓小平(左一)与李先念周恩来在北京西郊机场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75]:292。邓在会上稱「更加注意堅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75]:294。鄧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75]:294鄧說:「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义,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75]:294-295會上,毛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之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對黨之民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75]:295。會議仍然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根本改變「左」之指導思想[75]:296。毛点名批评邓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关系开始破裂[78]:4607。8月11日,鄧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毛)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直到共產主義,消滅三個差別,都管用。」[75]:310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之根源,使黨之指導思想日益陷入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左」之錯誤[75]:310。會議還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之努力,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現象日益嚴重,破壞實事求是之作風[75]:310

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75]:327。邓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與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9次会谈,蘇方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也参加辩论,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在會談期間不發佈會談消息」之約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75]:332。邓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96]:329-332[97][98]

第二次下台[编辑]

文革时期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的宣传画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罢官〉》一文[75]:381

1965年古巴切·格瓦拉访问中国,邓小平接见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75]:388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42]:103刘少奇、邓立即到杭州向毛汇报,並请毛回来主持工作[42]:105。刘、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內”、“校內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內”、“不准示威遊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42]:105。並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42]:105。幾乎每個學校都分為兩派或幾派,互相攻擊,亂揪、亂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75]:395。7月16日,毛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42]:105-106。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但被毛拒绝[42]:106。7月19日,毛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42]:106。揚言说不僅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42]:106。7月21日,毛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42]:106。7月24日上午,毛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派工作組,決定撤銷工作組[34]:150。毛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99]:59[100]:377。7月29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邓、周派遣工作组[42]:106。8月1日至8月21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全會小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則攻擊鄧,說他在全國解放後變了[34]:150。劉、鄧被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趁機向毛揭發鄧[75]:400。鄧由於被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75]:401。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受到批判,會後鄧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等部門工作[75]:401。鄧事實上已被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裡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75]:401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国家主席刘少奇跌至第八位)[101]:255。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34]:150-151。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102]:47-51。10月23日,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邓[42]:110。结果刘与邓作自我检讨[42]:110。11月7日,邓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內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42]:110。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的批评,邓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4]:6,“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37]:1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64]:6。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邓與刘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42]:112。邓第二次被打倒[33]:19。以后刘、邓就不公开露面[42]:112。邓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42]:112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邓[42]:112。那时候邓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內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33]:19。3月15日,鄧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103]:84-85。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104]:6。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94]:208: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5月,汪東興到鄧家告訴鄧,告訴鄧,毛讓他轉告:一、要忍,不要著急;二、劉、鄧可以分開;三、有事可以給他(毛)寫信[75]:410。到8月对邓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77]:118。8月5日,刘和邓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鬥争[42]:111。9月,刘与邓子女都被趕出中南海[42]:111。毛把邓夫婦軟禁在中南海之家中[32]:40。兩名年齡較小之孩子鄧榕鄧質方(和鄧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之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32]:40-41。邓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的继母和他在一起[37]:23

1968年5月16日,「鄧小平專案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等主管[75]:415。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談話:「鄧小平,你們總要打倒,又沒有拿出多少材料來,你們總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75]:4176月3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其他中央負責人談話:「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同以前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75]:417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74]:2289。在10月13日會上,毛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34]:153。随着邓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74]:2481

1968年9月,邓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北京大学「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42]:120。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05]:1441。1969年,鄧子女被允許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鄧夫婦,從鄧楠口中知道鄧樸方傷殘;卓琳傷心難忍,哭了幾天幾夜,鄧則依舊無言,只是不停抽煙[75]:420。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42]:13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34]:153。10月18日,林彪向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緊急戰爭狀態[42]:124。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34]:153。10月20日,邓被送到江西南昌[32]:60[106]:34,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鐘路程[42]:129。邓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42]:129。從1970年1月起不發工資,鄧原來月工資402元,卓琳165元;改發生活費後,鄧每月生活费120元,卓琳60元,繼母夏伯根25元[34]:154。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42]:129。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沒有强制劳动[42]:129。这段时间被邓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58]:54-55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發動武裝政變未遂,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34]:154。鄧說:「林彪不亡,天理不容!」[75]:440林彪集团政變失敗,邓寫信给毛,叙述對林彪事件看法[33]:19。11月8日[75]:440,鄧給毛寫信,表示願為黨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34]:154。1972年1月10日,毛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42]:136王震曾向毛上書,要求讓鄧出來工作[42]:136。6月,鄧夫婦接到通知,他們工資開始照發[75]:443。8月3日,邓写一封长信给毛[75]:443:“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107]:37并要求恢复工作[108]:25。8月14日,毛對鄧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75]:444-446從這個批示開始,鄧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33]:19。周恩來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對鄧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75]:446-447。年底鄧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吊遺跡,重訪瑞金等地[34]:155。1973年2月20日,在周的力荐和支持下[109],邓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42]:138。3月10日,根據毛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34]:155。3月28日晚,周遵照毛之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布要鄧擔任負責外交之副總理[32]:63。作為周之助手,鄧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其他國家客人;鄧還參加一些會見外賓之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之工作[32]:64。4月12日,鄧以副總理身份出席為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舉行之宴會[32]:63。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42]:142,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110]:57,鄧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11]: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提議,討論決定鄧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75]:467-468。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42]:142

1975年,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夫妇会谈

1974年4月,邓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2]:144。4月10日鄧在大會上發言,闡明中國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主張,指出:國家之間之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34]:166。邓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三个世界划分论」[42]:144。由於在鄧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32]:75。鄧1974年會見一個美國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32]:13

1974年初,周病情惡化[42]: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42]:146。6月1日,周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治療[75]:476。當時周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親自指導下,邓成事實上之代總理[32]:74。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11]:263。10月20日,毛建議鄧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34]:174。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乘机前往长沙,与毛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111]:260。毛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34]:177。此后,毛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48]:570

“三副一长”[编辑]

國務院總理周病重住院後,1975年1月,鄧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33]:19-20。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邓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42]:147。此後,他立即着手整頓全國範圍內之極左浪潮[33]:20。1月8日起,中共十屆二中全会召开,周帶病主持会议[42]:147-148。会上选出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42]:148。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42]:148。邓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32]:83。会上通過周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42]:148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会決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42]:148。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42]:153。会中,邓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42]:153。5月3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34]:183。5月12日,邓率領中国代表团国事访问法国[42]:154。5月27日,根據毛之意見,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34]:183。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42]:155。9月13日,代总理邓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42]:155-156。会议中,与四人帮鬥争已经白热化[42]:156。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86]:4-11,25-27、军队建设[86]:1-3,15-24、科研工作[86]:32-34等进行全面整顿[74]:2521[86]:35-37,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58]:81-82。10月,鄧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12]:141。由於毛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匯報,說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的所謂「右傾」問題[112]:141。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112]:141。毛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12]:141。但是这很快遭到極左派攻击,他们批评邓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111]:263

第三次下台[编辑]

邓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对,被稱為「右傾翻案風」[33]: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去世[42]:158。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門广场人民大会堂準備舉行追悼会[42]:159。第一副总理邓致悼词[42]:159,并主持会议[113]。在追悼会闭幕后,毛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软禁在中南海住宅裡[42]:159。邓与外界隔絕,只能与小外孙接触[42]:167。而毛鉴于邓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74]:2656。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代总理[32]:143。中央政治局通過毛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112]:141。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112]:141。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過「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42]:162。不過華國鋒和毛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32]:145。华国锋批评邓不坚持阶级斗争。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42]:160,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14]:38。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42]: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42]: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42]:165;會上,華國鋒攻擊鄧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42]:165。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42]:165。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2]:165。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的「天安门四五」事件[33]:20,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接班[115]。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112]:142。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116]

4月7日,在没有邓参加的情况下[117]: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決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118]邓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33]:20。毛托付汪东兴对邓加以保护[119]。邓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4月8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12]:142

然而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将參加四五运动的群眾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并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111]:279。同月28日,《人民日报》發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党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120]:111

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112]:142。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作準備[42]:169。9月9日,毛泽东逝世[42]:167。毛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12]:142。毛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12]:142。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42]:173。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33]:20。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42]:173。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42]:173。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12]:142

10月10日,邓写信通過汪东兴交给华国锋[42]:181。邓在信中写道:“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42]:181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114]:38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121]:2。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當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32]:159。12月,华国锋在会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全国农业会议代表时说:「邓小平雖然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其本质仍是修正主义,他们之间沒有本质区别。都具有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帮』后同样不能放過邓小平」[42]:181

文革结束后[编辑]

拨乱反正与再次上台[编辑]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恢复工作,引起争论[42]:183。2月,华国锋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个凡是」之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12]:149極力反对邓复出[42]:183。4月10日,邓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42]:185。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兩封信[42]:185。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122]:6。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42]:185。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32]:173。会议决定恢复邓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42]:185-186。邓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後[121]:3,入住位於米糧庫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23]:239。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時候,1977年7月,鄧第三次復出,恢復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職務[33]:20。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42]:188

1978年底以前,邓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42]:188。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24]:10。“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为首的抵制[86]:42-47,38-39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白宫签署文件
1979年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1977年8月3日召開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32]:179,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86]:48-58。12月,邓極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42]:190。在1978年初,邓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86]:85-100,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86]:41。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86]:66-71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2]:190。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階级鬥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42]:190。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42]:190。但邓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86]:111-112。5月11日,《光明日报》轉載由胡耀邦同意、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鄧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两个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之华国锋和汪东兴[32]:184-185。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轉載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转载[32]:184。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86]:140-153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42]:191。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125]:41。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126]:342。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127]:8

鄧第三次復出之後[42]:191,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32]:199。會議平反1976年4月5日發生之天安門事件,表明鄧在現階段之鬥爭中已佔上風[112]:151。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42]:197,华国锋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原則解決政治問題[32]:20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於1978年12月18日在京西賓館召開[32]:212。是次全会上,邓批判毛泽东以階级鬥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説過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否定毛「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運动和1976年天安門事件之寃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晚年错误之同时,邓着手改革毛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當时並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來,实行「摸着石头過河」[33]:22。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42]:193。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42]:193。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128]:140。會上批評華國鋒之「兩個凡是」,又批評他之「洋躍進[112]:151。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86]:237-238。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之終結與鄧改革開放時代之開始[112]:151。这次会议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陳雲被推薦为中共中央副主席[32]:207。鄧後來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112]:151

邓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屬於「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決城乡生活供应问题[33]:22。農村改革從1979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之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轉化為一個以「承包制」為基礎之經濟[112]:152。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6]:182。邓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屆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兩省实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33]:22。1979年至1980年間,中共中央創立4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廈門市;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之區域,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12]:154。作為「總設計師」,邓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首先解決十一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3]:23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121]:3[58]:77

1979年中越战争[121]:11,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86]:284-290。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42]:200-201。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42]:201。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42]:201,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86]:189。恢复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就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42]:201。5月17日,鄧參加劉少奇追悼會並致悼詞[34]:231。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42]:201,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21]:8

1981年3月,鄧點名批判白樺寫《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112]:155。6月,十一屆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黨中央主席[32]:325。邓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2]:202。7月18日,鄧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明報》社長查良鏞,對查說:「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胡耀邦六十六歲,不算很年輕,但他身體好,精力充沛。趙紫陽六十一歲。你也六十一歲罷?你們每天可以工作十二三小時,再長期工作一段時候沒有問題。要建設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的幹部政策也要四個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制度化。這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那好得很,應當這樣,是不是?但不是說幹部老了就沒有用,老幹部有經驗,有見解,還是寶貴的,但實際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33]:43;又對查說:「中國願意與外國發展貿易,發展平等互利的關係,但中國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不過在現代世界上,不能關起門來做人。中國希望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不向後倒退,但這不是片面的。美國如果看法錯了,制訂的政策也會錯誤。美國如果真的搞得中美關係倒退,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就算倒退到一九七二年以前的情形,中國也不會垮,那時候沒有垮,現在更加不會垮。五十年代時,蘇聯對中國是有援助的,以後就沒有了,我們還不是這樣過下來了?中國人是有志氣的,決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所得到的教訓難道還不夠?美國國務卿海格到北京來,我也是這樣對他說。為了全世界的利益,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中美平等合作是很好的。但如美國搞得太不像話,硬要中國吞,那吞不下去,也沒有理由要吞。」[33]:45

改革开放[编辑]

1980年的8月1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129][130] ,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分別;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之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之「行政改革」[112]:150-160。在此次会议上,鄧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这也直接促成了后来《八二宪法》的诞生[131][132]。1981年6月,在邓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86]:291-310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決議》確立毛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指出毛之領導以1957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一連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12]:157。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86]:42,克服个人崇拜[86]:334,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86]: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1]:278,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86]:140-153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1]:10。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方案[58]:49-50,58-59

从1982年以来,邓致力于国内的改革[86]:408-412[58]:9-10。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幹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幹部[121]:5[58]:5-8。鄧希望中央顧員委員會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宣布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經驗[32]:502[86]:413-414。邓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銷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33]:22。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86]:396-401。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只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12]:157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鄧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由胡喬木鄧力群王震領導[112]:159。鄧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結束清污運動[112]:159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58]:115-118。农业方面,在邓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86]:315-316。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121]:14習仲勳和廣東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著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等人作討論[32]:348。廣東之方案於7月15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50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之「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按鄧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個特区於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32]:348-349。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121]:13

1984年1月24日,鄧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廣東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還視察中山和順德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之縣[32]:364。邓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58]:51-52。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58]:32: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58]:119;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124]:142。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開展[112]:160

1984年,邓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58]:96,提出“反对霸权主义”[58]:56-57、“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86]:415-417。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58]:126[32]:527,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58]:98。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雖然邓在1980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之調整取得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之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之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32]:497。不論军队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腐敗和貪婪之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之精神[32]:498。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33]

1986年9月3日,鄧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迫切性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112]:1639月13日,鄧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之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112]:164 9月1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34][135]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之中共十三大上,邓辞去所有黨政職務,退出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之職務;陈云獲准取代鄧成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線工作則交給趙紫陽[32]:528

对外关系[编辑]

左方为金日成铜像,建于1972年
鄧和吉米·卡特在1979年訪美抵達儀式上

对外方面,1978年9月,邓访问朝鲜,出席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朝鲜方面安排邓前往参观金日成万寿台雕像,该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镀金。邓此时在国内正试图去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此感到极为震惊。据报道,邓「勃然大怒」,他私下对朝鲜人说这个雕像是他见过的最浪费的东西之一,并对金日成把中国给朝鲜的援助用在这样的事上深感恼火[136]:323[42]:196。10月,繼續到日本[42]:196。11月,先後訪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42]:196,并且接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停止革命输出,不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137]。12月16日,中美兩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42]:197。1979年1月,邓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38]:13,并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萬斯等会談[42]:197-198,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138]:15。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138]:13。1979年2月4日,鄧回國[42]:198。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战争爆发[42]:198。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五個省會,但傷亡人數遠高於越南[32]:482。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国立即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之基礎設施[32]:482

中英香港主權移交谈判[编辑]
位于深圳市的一个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模型重建

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鄧提出香港前途問題[139]。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140]:294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141] 。邓则提出在收回主權和治权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142][143],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144]

英国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32]:452。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145]:501。她堅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146]:221,但鄧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147]:117[58]:12-15。離開中國前,戴卓爾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之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32]:454。隨後,戴卓爾夫人訪問香港,并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148]。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149],但中方拒絕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的第二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150],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151]:53。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149]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佛瑞·賀維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會談兩小時[32]:458。賀維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32]:4585月25日上午,鄧在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42]:204。席上,鄧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42]:204-205。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最後文件[32]:460

1984年12月18日戴卓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儀式上,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32]:460

改革中的问题[编辑]

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开始取得巨大成就。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大量流氓团伙出现、各类经济犯罪也开始显现,而当时中国法制尚处于早期建设时期(文革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及法治观念),1983年起邓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58]:33-34。此次严打维持了3年5个月,在提升了社会治安、经济安全的同时,诸多冤假错案也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152]

邓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邓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33]:22。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121]:20[58]:134。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58]:123-124;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121]:18

1983年,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53]。1985年5月,邓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154][155]。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156][157]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58]: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发大規模學生示威[32]:519。面對激烈學潮,鄧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58],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112]:165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112]:165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之「资产階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33]:22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之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之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一個多月之學潮終於平息[112]:165。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坚決」負責,他知道是時候遞交辭呈[32]:520,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121]:18,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21]:22。1987年4、5月間,當鄧覺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圖利用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112]:166邓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58]: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58]:226-229,248-250。鄧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之言論又高唱入雲[112]:166

1988年,鄧之經濟顧問警告說,物價改革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货膨胀壓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應求[32]:430[58]:262。1988年官方之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之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26%[32]:431。而1988年底政府之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121]:24。严重通货膨胀引起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之广泛愤怒[121]:24,邓之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159]

1989年政治风波[编辑]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58]:271-272。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112]:169。4月16日,大約800名学生遊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並未干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32]:538-539。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数百名学生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打伤警卫战士,当时围观者近万人。这便是当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赵紫阳、邓、杨尚昆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160]:232-233。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112]:169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112]:169。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據這個決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112]:169[161]。然而令鄧失望,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更多學生加入他們行列[32]:541。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的决定[162]:42-43,也有人认为邓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总理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163]:365。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之進行,學生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之主張[112]:169。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58]:302-308。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發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之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112]:170。在邓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164]。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之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立刻得到批准;即使開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大約4個小時,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十約4英哩路程[32]:561-562,即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37]:3。鄧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之「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112]:170

6月9日,邓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112]:170-171鄧稱:「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112]:171[58]:302-308。據悉,正當鄧考慮由誰來接替趙紫陽時,李先念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之好幹部,力主調到中央;鄧很快接納二人建議[112]:171。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届四中全会,議決撤銷趙紫陽所有職務[112]:171;选举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65]。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惩治腐败,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166][167]

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33]:22。六四天安门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168]。邓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58]:301。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58]:309-314。5月31日,邓对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58]:296-301[169]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70]:11,24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171]:238[172]:91

退休[编辑]

1989年9月4日,邓请辞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58]:322-323。9月16日,鄧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112]:17111月8日,85岁的邓小平在十三屆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33]:22。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任[173]。1990年3月19日,邓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江泽民接任,至此邓退出中国核心决策圈。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33]:22

晚年[编辑]

九二南方谈话(南巡)[编辑]

邓南巡的时候所乘坐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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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后的中国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被孤立,西方国家缩紧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長本国的中国留学生滞留期限[124]:10;在中共内部则有“保守”势力抬头,他们的纲领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鄧指出,「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還要很冷靜地觀察」[58]:320,基本上是因為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之道路[112]:172。1992年春夏,保守派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左”的势力在“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旗号下,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内的重重矛盾[174]

當鄧之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之幹部只知道,鄧夫婦和4名子女(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32]:597。1992年春,邓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上海[32]:598-605[175]。依靠昔日的威望,邓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講,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58]:306-307,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58]:225。鄧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112]:172-173“南巡”期间,邓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58]:37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12]:172。他的南巡与演講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176]。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改革開放,而與鄧一起南巡之楊尚昆又在軍中展開學習鄧之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講話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全體党員,由此結束歷時3年半之「治理整頓」,並掀起新一輪之經濟熱潮[112]:173

鄧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之高速度發展[112]:173。中国十多年改革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儘管经历几次波动,但终於迈进市場经济[33]:22。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刮起「鄧旋風」之氣氛中召開;江澤民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之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之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著市場改革派之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之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之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之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之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十四大」可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一個重要標竿[112]:174。“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十四大把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思想写进中共党章[33]:23。「十四大」確認鄧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112]:174

1992年刮起「鄧旋風」,使沉寂3年多之中國經濟再度活躍,並朝著市場經濟之方向大步邁步;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之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1992至1993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之失衡現象[112]:174。南方考察后邓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並絕少在公開場合出面。但是邓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针以“鄧小平理論”之名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124]:3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177]。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之《(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為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112]:175

鄧因身體原因自1994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陳雲也於是年8月動大手術,並於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國之「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12]:176

逝世[编辑]

1996年12月12日,邓因呼吸道疾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178]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于1997年1月1日起播出传记纪录片《邓小平》,当时已患帕金森氏症晚期的邓本人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写他的传记纪录片[179]。1997年2月春節前夕,病情略有平稳的邓向前去探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传达了自己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180]。2月15日,邓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泽民,向其转告邓的临终嘱托[181][182]。2月19日21时08分,邓去世,终年92岁[32]:637鄧小平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112]:176。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57]:692[36]:410[183]:526联合国大会默哀[184][185]:134[186]:163。3月2日,遵遗嘱,骨灰撒入大海[36]:65。其角膜亦捐出[187],他的殯車為雙尾門的豐田Coaster。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188]

影响与评价[编辑]

1997年9月,中共召開「十五大」,該會肯定鄧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明確寫進黨章[112]:176

邓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中,曾对自己评价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189]

1984年3月25日,鄧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談話稱:「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58]:54-55

鄧個性很強,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一個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之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還是個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幹;葉劍英曾評論鄧:「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112]:176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之一人專政之極權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專制時代[112]:176

正面评价[编辑]

对邓之正面评价,是他执政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中国长期对外封闭,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国国民生活,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现代中国崛起贡献卓越[190][191]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85]:134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33]:33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鄧:「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75]:87-8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説:「為什麼小平同志在講到警惕右時,特別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泛濫的時間很長,影響很深。在建設和改革中要開闢新的道路,要改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時,阻力常常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由於『左』的東西往往帶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給人們以迷惑作用,這就更需要提醒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干擾。」[192]:41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193]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194]鄧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32]:3-4。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5]。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196]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197]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98]

负面评价[编辑]

批评者称,在邓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组织下,大量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造成了许多冤案[199]

邓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200]。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一些幹部认为,六四事件時,邓採取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维護国家團結之唯一選擇[32]:569;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201]:262

邓小平理论[编辑]

邓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202]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203])、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

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啟動,它是鄧上台之前在華國鋒之領導下起步[32]:619。鄧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之設計師;事實上,變革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之設計[32]:619。不如說,鄧是全面領導轉型過程之總經理,梳理和總結各種想法,展示給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之步調和方式;鄧穩定領導最高層,使人們保持信心經歷巨變;鄧選拔和指導團隊,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32]:619-620。鄧解決難題,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之解決方案;鄧加強統治,保持控制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之新環境[32]:620

毛澤東加強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則將統治結構拉回來,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之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獨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32]:624。毛去世後,鄧大膽取消「階級出身好」選拔幹部之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之辦法;根據鄧在1977年採取之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幹部[32]:626。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考試,而是根據工作表現;鄧之接班人也沿用制度[32]:627。鄧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之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來自城市之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之吸引力[32]:629。鄧時代開始之開放性流動,與毛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更加深遠之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向以城市為主之社會之過渡以及傳播共同之國家文化,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之最根本之社會變化之一[32]:630

鄧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之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說:「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32]:631鄧需要敢闖敢幹之幹部,他願意承擔蒼蠅飛進來之代價;鄧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之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為自己或家人斂財[32]:631

鄧給接班人留下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挑戰向個人撈好處之當權者;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之居民,中國所提供之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聯合政府官員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築商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為當地居民就業[32]:631-632

鄧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之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鄧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之利益[32]:636。1974年,作為首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之中國領導人,鄧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帝國」,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之政府;1991年8月,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政變,鄧回答:「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32]:63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编辑]

邓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58]:252,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8]:373。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204]:230

邓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58]:115-118。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58]:274-275,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58]:107-108

邓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58]:77

一国两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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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邓主張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國共第三次合作[58]:30-31。1980年代其正式向臺灣提出一國兩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蔣經國則以一國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應[205]

香港回歸經驗,可以低成本和代價實現國家統一,使香港得以繼續維持繁榮,不影響國家正常發展和人民生活[206]:18。「一國兩制」之成功實施,有賴於「一國」和「兩制」之間之適當平衡[207]:115。中央還要對特區整個繁榮穩定負責,如果特區搞得不好,人家一定會說中國沒有治理好特區,國家逃不掉對特區之責任[206]:149。「一國兩制」下,要增加國民對國家之認同感和向心力,必須:一、不斷擴大公民權利,增加社會福利,減少乃至杜絕侵犯公民權利事件之發生;二、要使公民有國家主人之感覺,對國家大事有參與之機會,給人民享有政治權利;三、必須加強對公民僑民之保護[206]:51-52。在香港特區之政改或民主化過程中,體現出「一國」和「兩制」,國家主權原則和香港特區民主自治原則之某種平衡[207]:116。香港安全和中國安全本質上是一個問題,維護包括香港在內之全中國安全是中央和特區之共同責任[206]:40。成就一件事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但是破壞一件事情只需很少人即可;對待很少人從事之破壞活動,絕不能掉以輕心,麻痹大意[206]:40。「一國兩制」一旦失敗,中國損失很大,但主要是面子,香港損失既有面子,更多是裡子,是全部[206]:40。「一國兩制」下,公民身份認同制度保障至少有幾方面制度:一、統一身份證明,至少像美國之社會安全號碼,全國統一身份證號碼;二、統一公民權利;三、全民擁有同樣經濟權利,國家對公民之基本物質權利,比如最低生活保障權,對港澳居民,特區政府發一份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國家也發一份最低生活保障金;四、統一司法[206]:68-71。在「一國兩制」下,搞政治激進、發動「革命」幾乎不要成本,唯一需要就是勇氣;任何一個人只要有足夠勇氣膽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推翻以後有無能力建設[206]:79?建設需要智慧和能力,用暴力手段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其最終結果也一定是暴力,極端行為結果不會是理性進步;真正推動歷史進步是睿智理性、調和鼎鼐、委曲求全、忍辱負重,挽狂瀾於既倒、救百姓出水火[206]:79-80。中國逐漸確立法治思維,以此慢慢取代激進革命思維,法治方式取代暴風驟雨式之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法治終於成為治國理政之基本方式和政治新常態;發展民主有激情、勇氣即可,建設法治要靠智慧理性和長期積累[206]:81。人們應該學習如何去愛,因為愛更接近人心靈和本性;如果社會精英只會順應「民意」,討好「民意」,是表現無能,不負責任[206]:82

荣誉与后世纪念[编辑]

位于深圳莲花山公园广场的邓小平雕像

邓曾两次登上时代杂志年度人物,分别是1978年和1985年。

为了纪念邓自1979年开始,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策划者和贡献者,其铜像于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广场竖立。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为3.68米。雕像刻画了邓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画面。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曾参观此雕像。另外,在中国的几个城市里,邓的大型宣传幅甚至出现在了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标建筑附近,上面写着强调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政策的信息。

位于四川省广安市邓小平故里旅游区的邓小平铜像

2001年8月,广安市设立邓小平故居保护区。为深切缅怀邓的丰功伟绩,让世人了解邓的生平事迹,2001年10月,广安市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工修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占地八百三十亩、总投资近亿元,园区集山、水、池、林、亭、路等于一体。邓小平故居、邓小平故居陈列室、邓小平铜像广场、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游景点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对外试开放。2003年10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正式开放[208]

2004年8月13日,为了纪念邓的百岁诞辰,于邓小平故里旅游区修建了邓小平铜像广场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邓小平铜像广场的邓小平铜像,高2.5米,重1.2吨,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岗石做成,正前方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这尊铸铜座像坐北朝南,邓面容温和,两颊瘦削,目光敏锐深邃,身穿短袖衬衫、军便裤、沿口布鞋,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209]

坐落着邓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辖区的牌坊村,也作为一座讲述邓生平事迹的博物馆,同时也作为广安区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被保存下来。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有一条6车道,宽25米,长3.5公里的大道:邓小平大道。其于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两米高的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这条路线的东端,纪念邓的碑文以汉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三种语言书写。

中央电视台于1997年1月发行了一部名为《邓小平》的纪录片,讲述了邓从留学法国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210]。2014年,中央电视台在迎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推出了一部纪念邓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211]

家庭[编辑]

1945年,邓小平夫妇及其长子长女

祖父母、父母[编辑]

祖父鄧克達,勤勞、儉僕[9]:20。祖母戴氏會紡紗織布[9]:20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時父母已年過40[9]:20。家里有一点田[33]:9。鄧紹昌12歲時,父親病逝,母親獨自挑起持家擔子[9]:20。由於時局不安,鄧紹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務農[9]:20。鄧紹昌接受過新式教育,見過世面,加之為人豁達、講義氣,經常參與一些「場面上的事」,在當地算是小有名氣和影響[9]:20。早年曾參加「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會」),在協興場「袍哥會」中先後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頭領)[9]:20辛亥革命時期,率眾參加過廣安武裝起義[9]:20。鄧紹昌後來又新置一些地,到鄧出生時,已是一個擁有二三百挑穀之小地主[9]:20。大多數時間都在協興鎮和縣城度過[32]:18。1914年,當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縣聯防副指揮[9]:21。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32]:18。傳到鄧紹昌手上時,有120挑穀地[9]:20。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之長工[32]:18。鄧紹昌收入有每年幾十石租及幾萬株桑,任職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換[9]:21。由於賭博輸錢,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逃到外地[32]:18。鄧紹昌逃難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經濟亦隨之逐漸破產[9]:21。1936年,鄧紹昌客死他鄉,不滿50歲[9]:21。鄧紹昌對孩子嚴厲,動輒打罵,但有維新思想,力主把鄧送到國外留學;鄧在法國參加革命活動後生活窘迫,鄧紹昌賣穀子、賣地寄錢接濟[9]:21。後來鄧談到父親時說「進步黨人」[9]:21。弟弟鄧墾評價父親:「他屬舊社會的人,有舊社會的一些壞東西、壞作風。但他對舊社會不滿,對我們兄弟倆參加革命,一直採取支持、擁謢的態度,從來沒有反對過。」[9]:21邓绍昌先后娶過四任妻子[9]:20。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第一任妻子张氏,婚後不到兩年就去世[9]:20。无后而死[32]:17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9]:20。淡氏是廣安望溪家壩人,在當地算是富裕[9]:21。據鄧榕說,鄧母親十分疼愛鄧;鄧後來也回憶說,非常敬重母親,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32]:18。淡氏雖沒有念過書,但賢惠通達,勤勞能幹[9]:22。淡氏於1926年病故[9]:20。鄧後來回憶說,當時家能夠保持生活,全靠母親[9]:23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9]:20。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32]:17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兒[34]:1。前夫病死後,她帶著一個女兒鄧先芙改嫁鄧紹昌,生兩個女兒[9]:20。大女兒邓先蓉(10多岁时病死),小女兒邓先群[9]:20。1949年鄧和劉伯承到重慶後,鄧把夏伯根從廣安老家接到重慶同住,從此和鄧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9]:20

妻子[编辑]

鄧一歲時,父親鄧紹昌按照當地習俗給鄧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親[9]:23

邓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於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33]:15。張錫瑗又名西遠、希園,河北良鄉(今屬北京房山區)人,比鄧小4歲,父親是良鄉鐵路站站長;1922年入保定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年團,並擔任學校團組織負責人,參與學生驅趕校長,作為學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天津宣傳學生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任中國國民黨保定市監察委員;1925年隨父親到北京,入清明中學讀書,同時任中國國民黨北京市婦女部秘書,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活動;受李大釗影響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1926年回國,1927年在保定參與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後調到中共中央機關秘書處工作[9]:107-108。1930年初,鄧回到上海時,妻子張錫瑗臨產住進寶隆醫院;鄧到醫院照看妻子,張錫瑗生下孩子沒過幾天患產褥熱去世,孩子隨後夭折[9]:147

1931年7月14日,金維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與鄧同行,原名金愛卿,浙江岱山人,與鄧同歲,1919年曾在縣立女子學校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任女校教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運工作,1927年被選為舟山總工會執行委員[9]:195。1929年任中共江蘇省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30年任上海絲織業工會中共黨團書記和上海工會聯合行動委員會負責人;活潑開朗,果敢幹練,風風火火[9]:195。鄧是在上海李維漢家中彙報工作時認識金維映,到中央蘇區後不久結為夫婦[9]:195。金維映在中央蘇區曾擔任于都縣和勝利縣縣委書記;鄧被審查時,金維映與鄧离婚[9]:215。后嫁与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於莫斯科[33]:15

邓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33]:15,育有五名子女。原名浦瓊英,1916年4月生於雲南省宣威縣一個工商業家庭;父親浦在廷經營生產宣威火腿,是當時雲南著名「火腿大王」,曾追隨孫中山參加北伐軍,1926年因生意上緣故全家搬到昆明[9]:356。在昆明,浦瓊英上小學,考入省立昆華女子中學;1931年9月北平舉辦全國運動會,浦瓊英被選為雲南省代表隊少年組60米短跑代表,到香港時九一八事變,全國運動會停辦[9]:356。浦瓊英決定隻身往北平求學,到北平一個補習班學習,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學[9]:356-357。1935年參加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成為學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外圍組織成員[9]:357。1937年11月,和三姐浦石英到延安,考入陝北公學,數月後畢業分配到陝北公學圖書館,1938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數月後選送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特別訓練班學習,改名卓琳[9]:357。與鄧第一次見面,鄧同卓琳談自己革命經歷和前兩次婚姻;第二次見面時,鄧誠懇說:「我有意要和你結婚。在前方戰鬥很辛苦。我年紀是大了些,又不大會說話。年紀大,這是我的缺點,但我希望能從別的方面彌補。」[9]:357卓琳「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他親自來找我了,說話又是那麼真誠,我就同意了。」[9]:357-3581939年8月下旬結婚[9]:358

子女[编辑]

  1. 长女邓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艺术家;丈夫吴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现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2. 长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出生,鄧夫婦在與麻田村一河之隔之雲頭底村找一位奶媽叫郭金梅,一年後鄧率部轉戰河北;郭金梅帶著孩子跟隨鄧夫婦到涉縣赤岸村住些日子,劉伯承為孩子取名「樸方」[63]:117。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妻子高苏宁,骨科专家。
  3. 次女邓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丈夫张宏曾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212][213]:33
  4. 三女邓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萧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贺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将贺彪之子,总参装备部少将,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14]:146
  5. 次子邓质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董事长,1993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妻子刘小元,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215]:139-145

孫辈[编辑]

  1. 长外孙女鄧卓芮,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丈夫吴小晖,1966年10月18日出生;曾任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216]:398。2018年5月10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217]
  2. 外孙鄧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公开姓名为卓泝,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发作病逝。
  3. 外孙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其后隨夫馮波到加拿大生活,2010年育有1子馮然。丈夫冯波,1969年10月出生,出身名门,馮波父亲是国务院参事和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1937年4月-2017年2月20日),馮波母亲董丽惠;馮波哥哥是著名投资家冯涛;冯波1987年18岁留学美国;1992年毕业于旧金山摩云大学电影导演专业;1997年回国,2004年合伙创建联创策源投资基金。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新浪、亚信融资。
  4. 孙子邓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原名邓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曾拥有和使用过美国国籍[218],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曾任广西百色平果县副县长[219]。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为“David Zhuo”。

爱好[编辑]

邓在20世纪60年代前喜欢打台球。1959年,邓小平在打台球时不慎摔伤了股骨,伤愈之后为了恢复脚力,他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并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锻炼方式,但从此失去了打台球的爱好。他散步每次都要走三公里左右,而且很少说话,目不斜视,抬头挺胸,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220][67]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邓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邓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邓小平打牌技艺精湛,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风度翩翩,一派大将风度[221]。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52]:173聂卫平曾透露,邓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222]:257。邓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66]:232。此外,邓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79]:224。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36]:398

鄧亦是一位資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223]:114。早在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国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69]:227[224]。鄧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公餘時間欣賞[225]:304。1979年,鄧提出了“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并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222]:15-17。1977年7月30日,鄧第三次復出后,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现,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226][47]:583[222]:262

注释[编辑]

  1. ^ 1.0 1.1 1.2 元代設廣安府,明清兩代設廣安州,1913年改設广安县[9]:19。协兴乡现今为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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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职务
新頭銜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2年-1987年
繼任:
陳雲
前任: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1年-1989年
繼任:
江泽民
前任:
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主席)
自己
(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1956年-1967年
繼任:
胡耀邦
(1980年)
前任:
李维汉
柯庆施
任弼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1927年12月-1929年8月
1935年1月-1935年4月
1954年2月-1956年9月
繼任:
李立三刘英
自己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前任:
周恩來
至1976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1978年-1983年
繼任:
鄧穎超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职务
新頭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3年-1990年
繼任:
江澤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职务
前任:
薄一波
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部長
1953年-1954年
繼任:
李先念
前任:
林彪
至197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975年-1976年
1977年-1980年
繼任:
万里
自1982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职务China Emblem PLA.svg
前任:
黃永勝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5年-1980年
繼任:
杨得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順序
前任: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8年-1989年
繼任:
杨尚昆
国家主席
(排名第三)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7年-1988年
繼任:
李先念
国家主席
(排名第三)
前任:
胡耀邦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

1985年-1987年
繼任:
赵紫阳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三)
前任:
叶剑英
中央军委副主席
(排名第二)
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
(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三)

1982年-1985年
繼任:
赵紫阳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四)